古老、绚丽的彩陶艺术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创造。地处中黄河上游的甘肃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彩陶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从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一期起，到距今2500年的沙井文化，甘肃彩陶文化延续发展了5000多年，经历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等阶段，形成了其独立的彩陶文化体系和完整的发展史。

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彩陶之乡”。在河陇大地上，考古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星罗棋布，灿若星辰，出土彩陶数量巨大、器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其中尤以马家窑彩陶最为闻名，精湛的工艺，绚丽的色彩，精美繁复、变化万千的纹饰，典雅的风格，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高峰，也让其在世界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被公认为世界“彩陶之冠”。

铜的冶炼、加工和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发现表明，中国青铜文化可以追溯到约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其时先民们已经开始冶炼、制作并使用少量铜器。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含锡青铜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这与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青铜的年代相当。这也让河陇大地成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萌芽地。

甘肃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圈在这里相切相交，中西文化在这里汇流，融合互鉴，河陇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也决定了甘肃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即既保有商周中原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又融有域外青铜器文化的独特风貌。与此同时，河陇青铜文化甚至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甘肃东部天水、平凉、庆阳及陇南地区是周人的发祥地，被称之为“周道始兴之地”。早期秦人和早期周人的发展轨迹极其相似：都是由他处西迁至陇右，壮大、崛起后东向中原，建立统一王朝。

夏商之际，东夷部族集团“微散”，其中的一支——嬴秦——远徙陇右西戎地，繁衍生息。在西汉水上游建立了一个以“西”邑为中心的嬴姓方国（约略在今天水、陇南等地），先后为商、周王朝“保西垂”。早期秦人利用已掌握的先进农耕、畜牧技术开发经营西垂，增强了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他们向周王室学习行政与施政，吸收、利用和融合周边诸族群文化，形成积极进取，勇于革新为核心的早期秦文化。

以嬴秦族群为核心的秦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西戎有着漫长持久的互动。秦与戎之间密切交往，既和睦共处，又有碰撞竞争，加速了两大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西戎文化为早期秦文化注入了活力，也加速了早期秦文化趋向稳定与成熟。

兼容并蓄不同文化，让早期秦文化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秦人不断壮大自己，威服百戎，锐意经营关中，虎视列国，逐鹿中原，最终实现了对华夏的首次统一，嬴秦也完成了从一个戍边方国到大一统国家的华丽转身。

黄河兰州段以西，在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条绵延1000多公里，宽百公里至数百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世称“河西走廊”。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河西走廊也一直是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战略地位深受中原王朝的重视。

张骞“凿空”西域，河西归汉后，汉武帝先后设四郡（张掖、酒泉、武威、敦煌）、筑长城、建城障、起列亭，对河西走廊进行有效的行政和军事管理，开启了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与经营。魏晋时期，中原大乱，独河西一隅社会安定，经济富庶，中原人士避居河西者“日月相继”，其中“外来避乱之儒英”被“礼而用之”，中原文化得以保存与发扬。河西文化“承前启后，精绝抚衰”，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来源。

隋唐时期，国力日臻强盛，对河西走廊实行直接管辖和经营开发。河西走廊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繁盛之区，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盛景。丝路商贸畅通，“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甘肃也成为隋唐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路段。

张骞“凿空”西域，开创了连通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等不同文明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以古都长安为起点，沿甘肃走廊，经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最终抵达北非和欧洲的古代陆路商业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盛，创造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传奇景象。

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绵延三千余里。在漫长的汉唐甘肃丝绸之路上，相望于道的使者西去东来时的模糊背影，不绝于途的商旅往来时留下的重重车辙，奇异多彩的东西方珍宝的在这里交流互通，农耕与游牧文明从碰撞到交流互鉴，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友好交往，融合共生，……不断地演绎着一曲曲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华彩乐章。

绵延三千里的丝绸之路，让甘肃走廊成为东西文明的汇流之区和枢纽之地。在漫长的世代里，东西方物质文化在这条狭长的走廊里西传东渐，相互激荡，交融汇聚，共融共生，形成了超越性的多元文明，这些文明成果又传至中原大地，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

河陇大地是古代众多民族迁徙流动与交往的重要舞台。从汉以前的塞种、月氏、乌孙、诸羌戎等，到汉武帝之后的羌、氐、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鹘），宋元时期的党项、蒙古等民族，他们都曾在这里迁徙、扎根、生息繁衍，在甘肃民族融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各民族先后这里逐鹿、竞争与对抗，然而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共融共生，融合与发展成为历史的主流。河陇大地也从各民族的逐鹿场成为他们共同生存的家园。

西戎、北狄诸族先后与周人、秦人一起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周文化和秦文化，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羌人、大月氏、匈奴、吐蕃和党项人等都曾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充分融合交汇，形成了厚重多元、异彩纷呈的甘肃古代历史文化。散落在河陇大地上的古代物质遗存，向我们讲述着各民族在河陇大地上从逐鹿竞争到融合共生的如烟往事。

今天，河陇大地上依旧是多民族聚居的民族格局，只有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与融合，才会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好甘肃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

随着丝绸之路繁荣，佛教也经西域、甘肃传入中原，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唐代形成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创造出的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佛教艺术。

佛教东传，自敦煌至秦州（今天水）沿途佛教石窟星罗棋布，形成了一条佛佛陀之路。著名者有河西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陇中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陇东麦积山石窟、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等。河陇地区的石窟在空间分布广泛，在造像与壁画风格上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河西走廊受西域风格的影响较深，陇右在风格上则与中原接近。同时，河陇大地上高僧辈出，多以译经闻名于世，敦煌莫高窟里数以万计的佛教经卷便是明证。

佛陀之路，遍及河陇大地，光耀三千世界，普度众生。甘肃佛教石窟数量多、跨越时间长、分布区域广，题记内容丰富，创作艺术精湛，在彩塑艺术、壁画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