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
2019/5/21 - 7/21
展览地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6展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6展厅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
票价:30元
元朝疆域辽阔，海上贸易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形成了独特、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元代瓷器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不仅反映了元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物质文化、艺术创作特点，还显现出这一时期社会变革、民族融合、中外互通的历史盛景。
元代瓷器生产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它在继承宋金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到了全新的技术水平与艺术高度。浮梁磁局的设立，开创了官办窑场引领瓷器制作风尚的先例。以景德镇为中心，龙泉窑、磁州窑等全国性和地方窑口的生产十分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瓷器海外贸易的扩展。变化万千、精美绝伦的瓷器以贸易为载体，清晰地呈现出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传播的演变趋势，并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向我们讲述了文明互通和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元代瓷器精美的纹饰，丰富的主题，多样的形制，内中蕴含着中原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元朝时期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好物证。与此同时，元代也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飞速跃升的时期，以元青花为代表的釉下彩绘瓷器制作技术的成熟，不仅在瓷器生产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充分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对瓷器审美意趣与风尚转变的深刻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是代表国家征集、收藏、保管、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此次举办“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准确解读，让广大观众重温元代“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历史繁华图景，对元代瓷器制作技艺特点、传播交流过程、文化融合的内涵有进一步了解，进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对“开放包容”的丝路文化精神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来自国内12家文博机构的96件精品瓷器，以无可辩驳的物证充分证明，“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元代瓷器制作技艺、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最好显现，充分展示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王春法
作为元代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元代瓷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浮梁磁局的设立，是元代政治秩序作用于手工业生产的直接证据。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及福建地区窑场产品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地区，与时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贸易地点相吻合，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史的重要佐证。元代墓葬、窖藏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与壁画、文献等资料相互印证，体现出瓷器作为茶具、酒具、祭礼用器等功能，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
元代瓷器生产制度的直接反映-浮梁磁局
龙泉窑和磁州窑的贡御性质
元青花国内流布情况体现的其在国内市场的性质
元代的中外交流
元代瓷器在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元青花的外销与订烧
石屿二号沉船
平潭大练岛沉船
元代瓷器对元代物质文化史的反映
元代匜的功能
浮梁磁局的文献记载：《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椶藤笠帽等事。”而浮梁磁局又隶属于诸事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其又为将作院下辖的单位。《元史·百官志》对两者的记载为：“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将作院，秩正二品。掌成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
浮梁磁局设立原因：至于元廷设立浮梁磁局的原因，很可能可能与其进行祭祀活动有关。《元史·祭祀一·郊祀上》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礼器尚纯，说明蒙古人喜欢白颜色的祭器。20世纪80、90年代在湖田窑发现的“玉”字铭白瓷，即元朝负责祭祀的“玉宸院”在浮梁磁局订烧的产品。因此，在需要瓷器作为祭祀用器的情况下，元朝廷需要召集技术精湛的窑工烧造瓷器，浮梁磁局由此而诞生。
青花云龙纹桶式盖罐
元代
高23，口径16.8，足径16厘米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青花云龙纹砚盒
元代
通高14.4，口径28，底径33厘米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元代统治阶层除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外，也使用其它窑口产品用作宫廷和官府用瓷。《元史》卷七十二明文指出祭器中的陶瓷器包括青瓷盘，而《元史》卷七十四记载：至治以后每造新祭器，往往命江浙行省为之。说明元代龙泉窑为元廷生产祭祀用器。而元代磁州窑产品中，发现多件带有白地黑彩“内府”铭文的瓷器，造型多为梅瓶和玉壶春瓶，很可能是磁州窑为内府生产的盛装官酒的容器。
根据《元典章》所记载的关于元廷对五爪龙纹和描金瓷器使用群体的限制，再结合景德镇珠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元代存在为最高统治阶层生产青花瓷器的窑场。目前国内已知的出土元青花瓷器比较明显的集中于元大都、元上都两都，及路、府、州治所等地方行政中心。而元代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地区，发现的元青花瓷器数量较少。且出土元青花的墓葬、窖藏，主人普遍为身份较高的官员或上层社会人士。由此可见，元青花在国内的流通一定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少量器物也能证明民间市场存在订烧行为，多作为明器和祭祀用器，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且较多集中于江西地区。因此，元青花瓷器的使用阶层并不单纯局限于官用或民用，应是一种官民皆用的使用状况。
元朝与外部世界连接的通路有两条，一条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的陆路。一条是沿袭了宋代海外贸易路线的海路，交通的畅通使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联系起来。
东亚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动以高丽和日本为主。高丽作为元代的藩属国，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空前密切，理学思想和大量的文献典籍在这一时期传入高丽地区。中日两国则由于忽必烈时期两次对日战争的缘故，始终没有建立官方往来，但围绕瓷器、香药、书籍等商品的民间贸易活动却从未停止。
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也与元朝建立了联系。今越南的安南和占城都与元发生过战争，最终入贡称臣。元贞二年，元成宗派遣使团前往诏谕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地区，使团成员周达观根据见闻写下《真腊风土记》，为后世留下吴哥时期柬埔寨的丰富资料。
蒙古军三次西征后，中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纷纷被征服，大批伊斯兰教徒东迁入中国，其中包括贵族、工匠及平民，他们与已定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构成了元朝疆域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回回人在蒙古人中有较高的信任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担任要职，从事运营资本的工作。此外，元代引进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也与回回人有直接关系。
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在元代还不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可波罗西行与景教的传播。《马可·波罗行记》不仅记录了元朝初年中国的社会风貌，更极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在忽必烈一统中国后，景教恢复传播，罗马教士赴中国传教的活动成为了中国与欧洲地区联系的重要纽带。
海外贸易是元代对外物质交往的主要途径。《元典章》卷二十二载：“至元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
元代瓷器作为元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清晰的呈现了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分布的趋势。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的遗址、墓葬均发现数量不菲的元代瓷器，其中以内蒙古地区的集宁路遗址、燕家梁遗址发现的元代瓷器规模最大。而在日本、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乃至肯尼亚、埃及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元代瓷器，代表了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对外输出的高峰时期，这些考古资料与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贸易地点相吻合，是研究元代海外交通史的重要佐证。从目前已知的海外考古资料看，龙泉窑瓷器在元代陶瓷海外贸易中占比最高，景德镇青花、青白瓷及福建地区窑场产品也占有一定的市场比例，目前发现的平潭大练岛沉船、绥中三道岗沉船、石屿二号沉船均为展现元代陶瓷海外贸易繁荣面貌的直接证据。
元青花瓷器的海外考古发现，较多分布于东南亚及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以菲律宾发现的元青花为代表，普遍器形偏小，质量明显低于国内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属于典型的民用外销产品。而红海海域沉船、西沙石屿二号沉船出水的元青花瓷器，器形与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元青花相似，很可能为销往该地区的产品。此外，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最高档元青花瓷器以及印度德里老皇宫发现的元青花瓷片，则为元青花作为带有订烧性质的朝贡贸易品提供了证据。从元青花瓷器在海外的流布情况，可看出其在元代对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2009-201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海南省文物局等单位联合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过程中，发现了“石屿二号”沉船遗址。本次调查共发现元青花133片，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首次发现元青花瓷器。出水元青花器型以碗和杯为主，占比20.3%和54.9%，形制与卵白釉同类器形一致。此外，还有少量梅瓶、玉壶春瓶、罐、军持等。该沉船位于西沙群岛永乐群岛的中部，地处古代南海贸易航线，随船瓷器广泛见于东南亚和非洲东海岸地区，风格与菲律宾出土元青花最为接近，很可能是外销至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或再转销至非洲的产品。
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坛海峡的北段，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残存的部分船体遗存。沉船遗物以龙泉窑青釉瓷器为主，均为船货，器形包括大盘、盘、洗、碗、小罐等。装饰手法包含刻划花、贴花、模印。通过比对出水遗物，认定其年代为元代中晚期。推测这艘船是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船，是研究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造船史、海外交通史和陶瓷贸易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元代瓷器是元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陕西蒲城至元六年墓（1269）壁画中，描绘了人们劝酒的场景，画中清晰可见玉壶春瓶、劝盘、匜和双盏为成组的酒器组合。陕西韩森寨元墓壁画上绘有四人分别持梅瓶、果盘、玉壶春瓶、劝盘劝盏进酒的场景。蒲城壁画所绘与《事林广记》所载的“践送之礼”的描述相同，这组器物与北京元斡脱赤墓出土的器物相呼应。事林广记大约成书于元大德年间，其“大茶饭仪”版画中关于劝酒的画面中，主人跪姿进呈劝盏与劝盘，身旁一人捧着装有果子的高足碗，另一人手持玉壶春瓶，左后方桌子置放盛装果子的高足碗，展示了标准的元代敬酒礼仪，所用器物也应为标准的酒器。山西大同元冯道真墓壁画奉茶图展示了以托盏奉茶的场景。而在墓葬和窖藏中，大件元青花多作为金银器的储藏器，以及与高品质青瓷、白瓷饮食器相配套的盛装器，其本身也具有装饰作用。部分元青花瓷器也作为陈设器或明器使用，如谷仓、座瓶、香炉等。
匜在先秦时期被认为用作盛水器使用。而在元代，如陕西蒲城元代壁画墓所绘劝酒场景中，匜与玉壶春瓶、劝盘、劝盏共同置于案上。山西省屯留县2号元墓壁画展示的更为明显，两侍女一人持玉壶春瓶、一人持盘盏，而匜与大罐、配有钥匙的大碗共同置于案头。显然，玉壶春瓶是用于向劝盏斟酒的容器，而匜很有可能是为玉壶春瓶注酒的配套酒器。。无锡钱裕墓也有银匜与银玉壶春瓶同出的情况。明初《格古要论》记载：“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固无劝盘……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盂（匜形器），茶钟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无论是壁画中所绘器物组合还是墓葬窖藏出土匜的共存关系，都显示匜在元代是一种新出现的，与玉壶春瓶、劝盘、劝盏成套使用的酒器。
元朝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政权，蒙古草原文化在元伊始掌握了文化的主导权。大一统政权为东西方交流带来了地理上的便利，加速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的进程，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和宗教相互影响并相互渗透，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元代瓷器作为元代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反映，不仅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器物造型和生产工艺，并且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因素、蒙古草原文化因素及藏传佛教文化因素，催生出数量繁多的器物造型、纹饰和装饰手法。作为元代瓷器代表性产品的元青花瓷器，原料使用来自西亚地区的钴料，装饰工艺上继承了磁州窑、吉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器型部分借鉴游牧民族的生活器具，纹饰大量使用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主题，体现了极高的多元文化价值。
元青花瓷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元青花瓷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器形和纹饰两个方面。大多数元青花的器形都来源于唐宋以来传统瓷器的器形，例如梅瓶、玉壶春瓶、盖罐、葫芦瓶等。元以前，景德镇地区并不存在生产彩绘瓷器的传统，因此生产元青花瓷器的釉下彩绘技术很可能受到宋元时期中国北方磁州窑和南方吉州窑的影响。元青花瓷器的釉下彩绘多绘于白釉、青白釉瓷器上，是一种新的装饰方法应用于旧有瓷器品种的生产方式。元代对以往瓷器生产的延续也受到当时汉地复古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造型仿古的瓷器。元代后期出现的一批以元代戏曲和平话为装饰题材的人物故事纹元青花瓷器，很大程度借鉴了元代版画、织绣和建筑等其他艺术上的题材，是汉地民俗在瓷器上的反映。
元青花起源的本地因素
素景德镇釉下彩绘中，目前确定最早使用钴蓝的纪年器为杭州1336年墓出土观音像。而元代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序列，是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的，例如湖北黄梅县1319纪年墓出土的一对釉下铁绘彩塔式盖罐是元青花出现前生产的以铁为呈色剂的釉下黑彩瓷器。1323年新安沉船出水釉下铁绘及釉里红瓷器，景德镇红卫影院也发现了疑似为早期元青花的带有波斯文字的元青花瓷器。早期元青花与釉下彩绘作品，共同拥有一些重要的风格特征，如点彩、简单线性描绘以及文字书写。
磁州窑、吉州窑对元青花的影响
入宋以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瓷器风行北方，其釉下黑彩技术也影响到了南方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的生产。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写到：吉州窑受磁州窑印象，釉下彩绘瓷器属于“磁州窑系”。而吉州窑工匠则直接促进了釉下彩绘技术的传播，《景德镇陶录》记载：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时尽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于饶，故景德镇多永和陶工。元青花中的卷草纹、回纹、螺旋菊花纹等都是吉州窑常用的彩绘题材。
元代陶瓷器中的仿古文化因素
宋代器物造作的仿古，是以铜器为轴心波及很广的一种文化风尚。入元以后的仿古风气虽不及宋，但受到带有南宋遗风的汉地文人意趣影响，各大窑口仍生产器形模仿仿古铜器的瓷器，如炉、觚、鼎、爵等，其中又以炉、瓶组成的祭供礼器组合应用最为广泛。至正二十五年赛因赤答忽墓集中出土了一批造型模仿铜祭器的黑陶器，是仿古风气在元代上层社会传播的实证。
元代瓷器的伊斯兰文化因素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文化艺术为东西方制瓷技术的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瓷器中，最能体现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即元青花瓷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元青花瓷器是伊斯兰工匠直接参与瓷器烧造的产物。元代许有壬《马合马哈碑》记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珍异，户饶良匠，将给将作，以实内帑。” 根据元代的匠籍制度，官匠在政府管理部门的支配下迁徙流动，其中的优秀工匠完全有可能在浮梁磁局管理下的窑场直接参与陶瓷生产。而且，生产元青花瓷器所用“苏麻离青”钴料目前已证实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迄今所见元青花瓷器中，存在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器型，如大盘、大碗、器座、高足碗、扁壶、八棱器、凤首壶等。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其相比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更符合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特点。元青花的的装饰主题中，植物纹多为有规律呈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明显受到“阿拉伯式花纹”风格的影响。
元代瓷器的蒙古草原文化因素
元代文化对瓷器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器型上。元代的瓷器，尤其是餐饮器具，往往器型大、胎体厚。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元代瓷器的整体特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蒙古贵族生活用器的金银器也对元代瓷器的器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满足蒙古人的生活需求，部分元青花瓷器即以蒙古人的生活器具为蓝本烧造，如扁壶、高足杯等。纹饰上，元晚期的青花瓷器使用了部分元代官服的装饰图样，如芦雁纹、满池娇等。元代官服归将作院掌管，而浮梁磁局的最上级管理单位亦为将作院，因此可以使用造作机构熟知的既定图形用于瓷器生产。
保定窖藏反映的元代皇家艺术
元代文化对瓷器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器型上。元代的瓷器，尤其是餐饮器具，往往器型大、胎体厚。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元代瓷器的整体特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蒙古贵族生活用器的金银器也对元代瓷器的器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满足蒙古人的生活需求，部分元青花瓷器即以蒙古人的生活器具为蓝本烧造，如扁壶、高足杯等。纹饰上，元晚期的青花瓷器使用了部分元代官服的装饰图样，如芦雁纹、满池娇等。元代官服归将作院掌管，而浮梁磁局的最上级管理单位亦为将作院，因此可以使用造作机构熟知的既定图形用于瓷器生产。
保定窖藏1964年发现于河北省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建筑工地。窖藏共出土瓷器11件，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元代窖藏。窖藏共出土瓷器11件，包括青花釉里红狮钮盖罐一对，青花八棱海水龙纹梅瓶一对，蓝釉金彩盘盏一副，白釉印花龙纹菱花口盘盏一副，蓝釉金彩折枝花纹匜，青花八棱双狮戏球纹玉壶春瓶一件，青花八棱折枝花纹执壶一件。窖藏出土瓷器是目前所见最精美的一组元代瓷酒器。有学者认为窖藏主人为保定路达鲁花赤月鲁不花。
《元典章》卷五十八记载：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并不得用描金生活……”。同时，《元史》亦有“赏赐之物，不在禁限”的记载。因此，保定窖藏出土瓷器可视为元代最高等级瓷器，反映了元代皇家艺术的艺术特征。
元代文字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是一种包含41个字母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是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
元代瓷器的藏传佛教文化因素
元代是藏传佛教高速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元代帝国中的地位，藏传佛教成为元朝的政治工具，各式造作都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因此元代的瓷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装饰题材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藏传佛教因素。器型以佛造像、多穆壶、僧帽壶最具代表性。作为藏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中的装饰母题，如八宝纹、杂宝纹、十字杵纹等装饰题材也常应用于瓷器的纹饰中。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而元青花瓷器常见用仰、覆莲瓣作为重要边饰，与佛教的传统装饰密切相关。
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飞跃的时期。模制成型工艺的进一步成熟，使大件不规则陈设器的成型变得更易操作。瓷器生产首次在瓷胎中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在中国瓷器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釉下彩绘艺术，开辟了陶瓷装饰的新篇章。氧化钴首次作为釉下彩料广泛施加于瓷胎表面，为明清青花瓷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釉里红、霁蓝釉、孔雀蓝釉等产品种类的迅速发展，是我国颜色釉瓷工艺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元代瓷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两宋文人崇尚高雅素净之审美，尤其是单色釉瓷方面，无论是器型或釉色，不少因袭旧制。但总体看，元代瓷器主要完成了由前朝仕人审美主导向世俗化风格的转变，如出现了更多大型器物，装饰繁密，纹样突出，对比更加鲜明等。元青花的出现，与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文化中喜爱“青”、“白”两色的关系颇为密切，正式宣告了华丽奔放的审美意趣成为主流。元青花的普及虽受异域审美主导，但其装饰纹样中仍保留了大量中原传统样式，如鸳鸯莲池纹、龙凤纹、缠枝牡丹纹等。而元代晚期的青花，受元曲、元杂剧影响十分深刻，尤其是一些传统的中原文化题材的图案主题，广泛应用于青花装饰中，可见中原艺术和蒙古草原艺术、伊斯兰艺术，从审美层面上已完成深度的交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