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之选

年代：3世纪（公元231年）

材质：石灰石

尺寸：高×宽×厚（整体）：60.1×55.3×23厘米

这尊浮雕半身像刻有阿拉姆语铭文，表明人物身份是一位名叫“哈里法特”的女性，于公元231年去世。这尊半身像来自叙利亚南部的巴尔米拉城。巴尔米拉在罗马帝国时期非常繁荣，处于连接地中海与西亚和中亚的商路上，是供商队休息的绿洲。
在巴尔米拉，很多富商都会请工匠制作这种随葬半身像。雕像人物都穿着时尚，女性通常会佩戴精美的珠宝。这些半身像会放置在巴尔米拉城外沙漠中的家族墓地墓穴入口处。

年代：伊利汗国，14世纪初

材质：模制石-黏土，釉下彩绘，釉上虹彩

尺寸：高×宽×厚（整体）：66.4×59×10.7厘米

这块布满阿拉伯式浮雕花纹的饰板原位于一座大型米哈拉布的上部。饰板上有《古兰经》中的一段（第一一章，114）：
“你应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善行必能消除恶行。这是对于能觉悟者的教诲。”

（背面：埃及总督和祖莱哈进入埃及首都，埃及人出来迎接；正面：文字）

年代：萨非王朝，1556-1565年

尺寸：长×宽：34.2×23.2厘米

诗人贾米（1492年去世）写道，祖莱哈对优素福的爱是被一位活力四射、英俊非凡的年轻人的梦想点燃的。祖莱哈以为优素福是埃及总督，所以她很高兴父亲把她许配给优素福并送她到埃及。但是，到达埃及后，祖莱哈失望地发现，这位总督不是她理想的爱人。
这篇诗作描绘了祖莱哈及其大批随从到达埃及大门时的盛况。欢乐的节日气氛让人联想到1556 年苏丹易卜拉欣•米尔扎的皇兄及其未来妻子——沙阿•坦玛斯布的长女加哈尔-苏丹•哈尼姆到达马什哈德时的场景。

年代：莫卧儿王朝，阿克巴统治时期，1597-1605年

材质：纸本，墨，不透明水彩、金，现代装订

尺寸：长×宽：27.5×15.2厘米

年代：元，约公元1300年

Yuan dynasty, ca. 1300

材质：纸本水墨

尺寸：长×宽（画心）：25.2×48.7厘米

赵孟頫（1279-1368）是元初杰出的画家和书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之一。画中的两只羊身体相对，形成开放又统一的构图。作品左侧的题词中介绍了赵孟頫本人创作这幅画的动机：“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
画上留白处有几位明清藏家印，特别是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的印章。乾隆还借用一首咏羊的古诗，在右侧卷首题“寝讹神肖”四字。

年代：南宋，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

材质：绢本设色

尺寸：长×宽（画心）：24.2×310.9厘米

这幅长卷描绘了诗人兼国君之子曹植（公元192-232年）公元222年所作《洛神赋》中的场景，描绘了在洛河（中国中部）河畔曹植与女河神的一场浪漫相遇。该图卷的原作相传为公元4世纪先驱画家顾恺之所作，此卷的长度为原作一半略短，是三件重要的宋摹本之一，另外两件摹本分别藏于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
在这个叙事的图卷中，人物相比于周围景色而言比例过大，画中风格化的元素起到推进叙事情节的作用，代表了中国山水画的开端。在图中所示部分，女神在一群异兽的陪伴下，乘坐腾龙牵引的云车，跨浪而去。

年代：中爪哇时期，9世纪

材质：石

尺寸：高×宽×厚：54.5×25.4×17厘米

印度教三个最强大的神祇——湿婆、梵天和毗湿奴——为击败一个为害宇宙的恶魔而集合法力创造了杜伽女神（Durga），也叫难近母。这件石雕描绘了难近母的英雄时刻：她刚刚征服了可怕的恶魔摩西娑苏罗。为了逃避难近母的追杀，摩西娑苏罗变成了一头牛。难近母看穿了这个把戏，抓住了他。只见四臂难近母站在水牛背上，左右上手分别执海螺和圆盘，下面两手持绳索，牢牢地系在水牛的尾巴和恶魔摩西娑苏罗的头发上。变成人形的恶魔从牛脖处的伤口中逃出，右腿还留在牛体内。难近母平静而自信地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她面带微笑，下巴上扬，杏仁形的双眼看着前方。难近母身着齐脚踝纱笼，用丝带系紧，佩戴着厚重的手镯和脚镯，以及项链、耳环和冠冕。她的头部刻了一圈背光。这类难近母称为“摩西娑苏罗玛迪尼”（Mahishasuramardini），意思是“征服了恶魔摩西娑苏罗的女人”。

年代：曼谷王朝时期，19世纪

材质：黄金

尺寸：高×宽×厚：3.5×3×1.5厘米

在整个南亚和东南亚艺术中，被称为“那伽”的蛇族是一种常见的正面形象。它们是水底世界的守护者，居住在宝石宫殿里，保护着珊瑚和珍珠。在东南亚，那伽还是沟通人间与神界的桥梁。
这枚戒指用 22 克拉黄金精心制作而成。那伽身体卷曲，尾端在戒指内侧，身体盘旋在指环周围。戒指顶部是一个富有视觉冲击的蛇头，眼睛突出，嘴角上扬，露出尖牙，伸出舌头。每张鳞片沿着整个身体依次排开。这枚戒指的创作者故意将舌头做成可伸缩型，增添了戒指的生气。
这枚戒指造型大气，由国王委托制作。寓意吉祥的那伽是泰国王室专用图案，代表国王拥有蛇的法力和权力。这枚戒指很可能是为拉玛五世国王制作的。拉玛五世即富有传奇色彩的朱拉隆功国王，他于1868年登上王位，将泰国带入了一个改革和民主的时代。世界主义是拉玛五世国王时代众多艺术与建筑作品的特征。国王委托制作的艺术品通过那伽等主题还反映了泰国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深厚历史联系。

年代：高丽时期，14世纪中叶

材质：绢本设色，描金

尺寸：长×宽（画心）：98.3×47.7厘米

这幅画用墨、颜料和金在绢上绘制而成，和现存的高丽晚期许多作品一样，是同一件中国画原型的仿本。菩萨的手边摆着一个小瓶，里面插着柳枝。那个虔诚的小人可能出自《华严经》中的一段典故。这幅画的细节，从观音的优雅姿势到巧妙使用颜色来渲染服饰，都是韩国佛教绘画达到发展顶峰的特征。用描金来突出风景是一种典型的装饰方法。

年代：江户时代，17世纪

材质：纸本设色，洒金，洒银

尺寸：长×宽（每幅）：166×369.9厘米

这座折叠屏风上的绘画是俵屋宗达仅存的六套屏风画杰作之一。俵屋宗达（约1600-1643）是一位才华横溢又极富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俵屋画室的领导者。作为一名城市居民，俵屋宗达创作了许多大众消费品，如扇子等。17世纪20年代末，俵屋宗达成为宫廷画师，京都御所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画作。鉴于其艺术成就，他被授予至高的佛教“法桥”称号，他在屏风画上也经常署名“法桥”。
松岛是日本东北部宫城县仙台市附近的一个著名观光点。优美的风景为很多诗人和画家提供了灵感。在俵屋宗达的屏风画中，长有古松的岩石色彩明丽，绿、蓝和棕色的矿物颜料相互衬托，并以金色提亮。波涛栩栩如生，用墨线和金线交替绘制，因此具有金灿灿的效果。云朵和堤岸用夹杂着银粉的金箔渲染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色彩已经暗淡，变成了浅黑色。
俵屋宗达的创新构图使地面、云朵、弯曲的松树和翻腾的海浪之间产生了一种动态互动。他终生热心于构图，为我们留下了受益不尽的遗产。后来的琳派画家，如尾形光琳（1658-1716），在作品中也采用了“松岛”主题。松岛屏风很可能是在京都文化繁荣的宽永时代（1624-1644）初期创作的。

年代：江户时代，1839年

材质：绢本设色

尺寸：高×宽（画心）：36.2×51.3厘米

富士山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日本象征。这座山以及山的名字有许多含义。在日语中用不同字符书写“富士”可以表达出不同含义，例如其中一个是“不二山”。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在沸腾的火山之中、常年积雪之下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力量。富士山被视为圣山，一直是宗教朝圣的地方，传说在顶峰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这幅画将富士山定格在一颗柳树的弯曲处，柳树横跨于一条湍急的溪流之上。一个小男孩斜坐在柳树上，一边吹笛子，一边凝视着富士山。这幅宁静迷人的富士山图是葛饰北斋一生创作（1760-1849）的数百幅图之一。这幅画中，年近80的艺术家通过描绘一个被不朽圣山迷住的小男孩，生动地表现出他对长寿的追求。
作为一名多产且技艺娴熟的画家，葛饰北斋对普通人有着特殊的同情心，经常在自己的绘画、版画和书籍插图中描绘普通人。在这幅图中，他运用几乎没有轮廓的薄薄的色彩，呈现出人们熟悉的这座伟大火山的形象。

2017年10月14日至2019年2月3日

塞克勒美术馆展示馆

苏伯德•古普塔将熟悉的家用物品，如印度常见的不锈钢和黄铜器皿，改造成壮观的艺术品。佛利尔美术馆和塞克勒美术馆收藏的《终端》是一件巨大的装置艺术作品。由黄铜器皿搭建的尖塔被繁密的网线连接，变成一道闪光的风景。尖塔的高度不一，从1英尺到15英尺不等，其外形让人联想到宗教建筑，如教堂、佛寺、清真寺。该展览为佛利尔美术馆和塞克勒美术馆当代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年代：阿尤布王朝，13世纪中叶

材质：黄铜，镶银

尺寸：高×宽：45.2×36.7厘米

这件水壶是一件伊斯兰孤品，与陶瓷大扁瓶形似。镶银纹饰将复杂的几何图案、动物纹等书法和纹饰与基督教形象相结合，如位于中心的圣母子和位于四周的基督、圣徒和骑士生活的叙事场景。有人认为这件水壶可能由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为其旅行而委托制作的特别纪念品。

年代：明，15世纪初

材质：青花釉下彩瓷器

尺寸：高×宽×深：46.9×41.8×21.3厘米

这种常用金属制作的带锐角的大扁壶很难用瓷土制作，因为瓷土会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开裂。这件瓷扁壶是一套青花瓷器中的一件，可能是专为对伊斯兰金属制品着迷的中国顾客而设计的。这件扁壶上的纹饰既有波浪这一常见的中国图案，也有缠枝花卉纹，反映了对伊斯兰阿拉伯风格的认知，还有位于中央的伊斯兰八角星浮雕。像金属扁壶一样，这个瓷扁壶的背面有一处凹陷，但不确定这件扁瓶是否曾经使用过，因为它的确比金属扁瓶要重得多，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装饰品。

年代：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50年-前975年

材质：青铜

尺寸：高×宽×深：35.3×24.8×23.3厘米

这件方彝纹饰精美，不同层次的浮雕精致表现了饕餮纹和动物纹。该器以器身和器盖内的187字长铭文而闻名，是西周早期最长的青铜铭文之一。铭文在节奏和流畅度上与书法作品异曲同工。铭文可能出自一位叫“令”的史官之手，他或许是作册大的一个年轻亲戚，而作册大恰是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青铜方鼎（F1950.7）的主人。
方彝为纪念周昭王（西周第四位君主）在成周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和典礼而作。活动由周公之子明保主持，以一次由朝廷和地方官员共同出席的盛大集会开始，以献祭牲口结束。后来，为奖赏他们，明保分别赏赐令和亢鬯（一种酒）、金（或为青铜）、牛，并命令他们把这些赏赐用作礼仪目的。

年代：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50年-前975年

材质：青铜

尺寸：高×宽：26.3×15.8厘米

这件方鼎内壁铸铭文，记述了西周早期的重要人物——太保召公奭。铭文中提到召公为周武王和周成王（西周第一位统治者及其子）铸鼎的之事，因此，这件方鼎的年代应该是周康王时期（西周第三位统治者）。铭文中记道：一个叫“大”的人，即召公的史官（抄写员或记录员），获赐了一匹白马。同样的铭文出现在三件相似的方鼎上，由此可以断定，这三件方鼎应该属于同一套青铜饮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