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短短60年的发展，使得“艺术大众化”这一关乎艺术本体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成为社会主义初期解决内部矛盾的良方，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提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特征，集体创造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各门类涌现出新的面貌与方向。但美术创作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从艺术本体创新到表现政治意识的转变，其中利弊值得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的表现力和对自由精神的张扬达到了一个高峰，审美功能、精神诉求、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文化更新，于造型艺术中得到集中展现。这次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展现改革开放前后各个时期美术领域的重大成就，除了有历史上的经典力作之外，也涌现出优秀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彰显了新中国60年美术从弘扬英雄主义理想到以人文关怀为主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以丰富的视觉信息、多元的审美理念呈现出民族复兴的精神结构。今天，中国艺术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这一前提下，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现状虽然存在着方法、视角等的差异和隔阂，甚至对立现象，但是作为有着新时代知识分子理想的艺术家们，其文化身份预示着无法回避承担创造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他们的艺术提供了一个观察、认识60年艺术语言衍革之路，反映了民族复兴与文化繁荣这一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实践。

一、以英雄主义为理想，走民族复兴之路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目标中遭遇了曲折变化，特别是以中国画为主体的民族艺术遭到重创，但是勇敢的民族有着坚定信念与包容能力，中国现当代艺术对来自国内外的艺术现象与纷争均一一回应，从美术革命、中西合璧、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为人生、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到中国画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等，自觉地向民族文化复兴道路迈进。众所周知，诸种艺术观念纷争源于艺术家接受不同的文化和教育（如东方和西方、传统与当代等艺术形式影响）所致，而关乎艺术本体特征与标准、社会功能、价值判断和取向的精神因子却没有损失并得到全方位展现，作品彰显了民族复兴的时代合理性和艺术理想。

　　反观历史，60年的新中国美术创作经历的四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十七年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为了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艺术家们体验生活并创造出一种理想模式来企图展现鲜活的场景，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投入到表现各行各业的热闹建设新社会主义生活的喜人画面中，获得群众的认可，实现了精神与艺术标准的双重逾越。例如《收租院》、《艰苦岁月》、《开国大典》等杰作的出现，艺术家们创造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典型形象”美学准则。二是文革十年的极左政治思想下的“标准化”生产阶段。受到极左思想的负面影响，艺术创作把“高大全、红光亮”的片面性推向了一个极端，“百花齐放”在庸俗与狭隘的意识态势下逐渐失去内在的原动力，也造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复兴视野中的核心价值的创造功能失去效力，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难以奏效。中国画、油画和雕塑领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面临视觉、图像和政治社会学转向等问题。三是改革开放前期，从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为主的模仿与实验期到试图构建当代艺术价值体系的中、西创作思想并存发展阶段。艺术家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反思和理性角度，民族复兴和核心价值观的创造以人文关怀为己任，体现时代的内涵、精神面貌的创作与讨论也日益鲜活与灵动。四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于文化建设构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艺术家自传统与当代结合的艺术现实中挖掘艺术的真实，反思民族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时空差异，人文内涵得到极大深化与提炼。

　　回归现实，从五四运动、新中国时期到改革开放乃至当下新世纪发展历程中，肩负起民族复兴与构建当代艺术核心价值观需要艺术家们以全新的创造和扎实的造型能力投入到表现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这次展览呈现出改革开放前后对艺术核心价值观表现的差异和共性，其共性在于；艺术家表达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现实主义创作理想，艺术家走进生活并发现其积极因素，对新时期、新事物的关注，题材资源日益多样化（从回顾历史到展现当代辉煌），艺术作品承担着表达人民安居乐业走向繁荣、和谐的生活状态，艺术家自觉担负起建构核心价值观的责任。而差异性在于，改革开放前艺术家接受的是苏联美术理论的典型化造型理念并结合社会主义初期政治、经济状况，期望实现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并创造英雄主义形象理想，但如果艺术的批判性成为无法涉及的领域，那么其价值必然遭到损失。改革开放后掀起的思想解放风潮，开辟了广泛的自由空间，艺术被置身于人文主义关怀的视野中加以思考，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均发挥了从未有过的自身价值，其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巨大的释放。然而，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促进艺术革新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一段时期对文化认知需要反思与冷静阶段，片面性与局限性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族核心价值观创作与批评成为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艺术家们的“拿来主义”过于直接，曾经作为创新动力之一的西方外来资源逐渐渗入了“水分”，意识形态现象又一度占居和混淆了主流媒体的视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再次受到冲击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在艺术标准、传统价值和文艺方向层面上，艺术家们能否自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探索利用手中的媒材反映中国现实生活，清醒地面对和思考当代中国艺术核心价值观创造的意义，探索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总结当代艺术的发展规律从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创造核心价值体系目标并扮演着传播社会文化的角色作用，担当现实责任发挥社会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世界各族文化发展都来自自身的运行规律，都有一个传统演变的轨迹，而这决定了各民族艺术特点和性质，借鉴和演变是发展传统的路子，甚至叛逆本身也是一种大继承，这次“复兴之路”大型美术展览就是从这一角度做出的阐释。回想20世纪初，第一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们将西方现代造型语言（油画和雕塑）带回中国，并与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结合，探索出一条成为“中国式”的道路，包括油画、中国画和雕塑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特色。作为19世纪法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现实主义”具有三个特点，细节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和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重视自然美和真实美，描绘大自然和反映现实生活，倡导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对普通人生活的关切。而写实技巧或写实主义是“现实主义”造型语言的手段，其本身不能决定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决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是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现实主义”比写实主义有更深刻的内涵，自然成为艺术创作的首要选择。例如在油画领域；建国时期采用苏联造型艺术指导艺术创作，背后有社会主义理想支撑着，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为主导，教育成为承担起社会功能、责任和宣传的主要途径，教育的适应与文化的普适性合而为一。其实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样式，油画的媒材是通过材料与造型技巧来传递各种文化信息和精神内涵的特殊手段，历史上任何一种样式的移植都会在向“本土化”现象变异中成为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冲突的战场，有时甚至通过国家的教育体制进行必要的推广，如50年代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和革命历史画创作班相继出现，一大批如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侯一民《地下工作者》、罗工柳《地道战》、《毛主席在井冈山上》、钟涵《延河边上》、杜建《黄河激流》、全山石《英雄不屈》等，尽管整体上艺术创作还存在一些简单化和概念化创作倾向，但是艺术家们在学习苏联或者欧洲油画技巧的同时寻找自我民族的精神家园，不仅歌颂社会主义理想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而且在民族精神和传统写意方面（如从年画、壁画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时借助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民族复兴与文艺繁荣在新时期文化建设方面得到具体体现，如罗中立、陈丹青、陈丛林、韦尔申、刘晓东、忻东旺、许江等作品中，艺术家个体或群体的文化特性借助于文化符号和题材样式在民族文化现代化行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构建中国油画语言本体和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开拓了一条东方式的道路。而在雕塑领域；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全国农业展览馆群雕》等反映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力作成为当时国家形象的典范，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理想的再现并受到推广和应用。与油画艺术语言一样，雕塑家的艺术创作手法也来自与苏联或欧洲西方样式，尽管在探索民族语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基本上仍然是延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土方法”，整体风格一致性，表现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形象的典型瞬间。随着历史发展，现实语境制约着艺术家们自由表达，民族文化形式、内容的探索显得生硬与苍白，政治内涵大于文化意义。改革开放使得这种人为壁垒被打破，个性逐渐得到张扬，不同时期艺术家表现出相异的形态；独具个人主观表达的手法逐渐替换了领袖高大全的光辉背影，与此同时，艺术家们的再加工也不自觉地从观念和形式上消解了民族理想的大众化。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雕塑领域和队伍都有着良性拓展，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和当代核心价值观创造的艺术家极其语言形式得到极大发挥，也涌现出一批自觉探索和反思传统与当代融合的新手法、新观念，社会觉醒与文化自信得到进一步增强，尽管面临新世纪所谓的西方文化殖民现象，但艺术家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了民族精髓。

　　今天民族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中国当代文化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化形态，重塑民族自信并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准则为艺术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以其他民族文化的准则或者以现代某些当代文化的标准作为中国艺术的评判标准。这应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出发，输出具备承载着民族文化和中国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力作，从而推动和丰富民族复兴进程的人文基础，构建当代艺术核心价值体系。

二、以人文关怀为己任，创造当代中国美术核心价值观

　　“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新现实主义作品，这些力作将艺术生命融入时代、融入人民的严肃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这对于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现实、文化环境和丰富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等都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批并非以纯形式的视觉表现为目的，而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情感释放，通过艺术来表现人的自由为主导，反映了时代的视觉经验和现代社会下个人价值的取向，必将又一次成为一种文化趋势。作品体现出经典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创新性，艺术家们在西方教育背景和传统民族资源的结合中，推陈出新，或从民间美术中择其优者，或自古代中国造像借鉴手法，或研习古代雕刻技巧与形式，或不惧西方新思想而大胆创新，从传统中国的语言形式和面貌进行独立创作，那些大型的系列油画、雕塑力作是一种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的新体现，这种趋势已经成为历史与当下的合理选择。

　　该展览艺术家队伍的主创人员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师等，他们延续了延安艺术的重要形式和精神内涵，以英雄主义和人文关怀结合的基调并运用现代艺术形式加以深化和延展主题。延安艺术时期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培养了一批有着扎实写实能力的一代又一代新人，延安精神通过老辈艺术家对当代年轻人产生诸多影响，延续了这种历史题材的新中国现实主义传统。其中包含2009年创作的油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旅顺大屠杀》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型浮雕《古代灿烂》、《今日辉煌》和《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组以及群塑《苦难的中国人民》、《武昌起义》、《血肉长城》、《艰苦创业的大庆人》等。

1. 　　以油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晏阳）、《旅顺大屠杀》（李武）、《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李福来、周福先）为例——，早期现实主义的政治象征主义艺术风格中曾诞生过一些优秀作品，但到文革期间该风格已被一种文学性和戏剧性的样式所取代，已失去现实主义精神气质。与其相异的是，新一代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真实再现的写实技法，它只是围绕着民族化和形式追求的手段而非目的，这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化倾向，其审美的精神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从建国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画作如黎冰鸿的《南昌起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改革开放初期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和《1884.厦门》组画到新时期历史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晏阳）、革命题材的李武的《旅顺大屠杀》、李福来和周福先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巨幅油画作品，展现出一个创作脉络；即并非一场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而是以写实主义手法虚拟出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历史画卷。

   　　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着内心丰富而复杂的体验、伴随着艰难的创作历程。与当下“新生代”艺术家关注于自身生活环境（题材来自于周围日常生活），但并非对于生活做出直观或客观反映，而是把自己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潜在的叙述话语不同，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在社会理想与当代现实之间寻到了一个切入点，在摆脱了日常工业化社会造成的精神苦闷与生活无聊荒诞之后，重新认识英雄主义的时间轴，并在此纬度上扩散人文关怀。创作自由的标志之一是价值的多元化，艺术家不再是于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恪守唯一的标准，虽然艺术家们生长在新中国的国旗下，接受现代的学院美术教育，没有体验战火风飞的战争经历，但是艺术家们沿着过去先辈们的长征步伐、倾听老辈人的述说，广泛地搜集历史资料来完成艺术感悟和精神体验，最终使作品的人物主题丰满而气势雄壮。这些展览作品表达出现实主义与现代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这种形式并非是人为设定与编造，而是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内在需求与理想主义信念的结合精神痕迹。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创作是一种责任，为了准确、科学、经得住历史考验，艺术家们为创作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工作，创作翔实规划、方法步骤等，这也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特殊情感的体验。例如《旅顺大屠杀》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两幅精彩的现实主义力作，采取近似于全景画高潮部分的独特观看视角，增强了观众的临场感和空间的宏大与深远感。这些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力作，凝聚着深沉的历史感和战争年代的时代激情。艺术家以缜密的历史学家的目光娴熟地运笔, 呈现出思想和精神内涵，重塑历史人文景观。这些作品不但真实而富有艺术感染力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敌人的凶残嘴脸），以及表现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震撼人心的激烈的战争场面，从中令人深切感受到艺术家对历史事件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同样是再现辉煌，《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幅作品从另一个角度，即以写实主义手法刻画一段虚拟的——庄严肃穆而豪华宫廷上朝的场景，来展现清王朝的宏图大业，渴望实现民族的复兴的理想家园。

2. 　　以雕塑为例——，纵观古今中外艺术史，在具体环境中善于挖掘和表现某个社会时期转折点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发挥自身规模化的审美效应，无论是古代君王的宏图霸业、还是现代的精神风貌、社会价值观和经济效用中，现实主义题材的雕塑功不可没。从中国雕塑的传统来看，秦始皇兵马俑、霍去病墓群雕等均极为典型传统雕刻，有力证实我国古代写实雕塑已经成熟。新中国初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导，艺术家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道路向前迈进，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受到了新的西方艺术观念和形式的猛烈冲击，在当代雕塑作品中，古代中国文化方面表现的苍白、空乏，一些人产生了对现实主义雕塑失去其传统地位和脱离时代潮流的担忧与日俱增。如何实现现实主义雕塑创作的民族性以及历史人物的当代突破，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正如艺术家们所说，是史诗般的宏大历史激发了艺术家的激情，催化了其艺术创造力。这次“复兴之路”展览中涌现的优秀作品则消除了人们的担忧，艺术家们并不照搬民族雕塑的现成样式，而是在阅读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体现当代感的思考中，感受现实表达历史。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了创造性，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广泛汲取各种健康有益的表现形式，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的、具体地去创造，作品蕴涵着扑面而来的民族气息和时代感。

   　　在《艰苦创业的大庆人》中，艺术家叶毓山取自于日常工作中石油工人面临的突发性危机下人物的反映视觉片段，注重人物表情、动作的描绘达到情节的高潮，这种强透视角度增加了解剖结构的表现难度，带来了视角的陌生感和新鲜感，达到审美逾越的效果。历史与现实之间本身的戏剧化情境，构图造型的戏剧化，通过典型人物造型那充满英雄式的夸张感，使得整个画面向一场达到高潮的戏剧表演，在政治宣传和艺术自身规律之间找寻到一种平衡。在美术特别是历史画创作上通过戏剧性强化叙事性的感染力，以达到再现事物的本质与历史真实效果。作品目的是借助历史真实以戏剧性打动观众，客观事物只是形式显现出来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戏剧性有了相对独立的价值并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手段之一，具有深刻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用当代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现代大型雕塑《血肉长城》、《武昌起义》，它们以革命情节的连续形式展示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外部侵略、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保家卫国全过程,两组群雕共塑造近百个真人大小的人物，生动、深刻地塑造出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大众形象，其中每个主体金字塔式雕像塑造出夺人气势。雕塑家叶毓山和孙伟熟练地运用学院派写实技术和纪念碑式的展示手段，从当代的人文与视觉角度关照历史主题，挖掘出精神内涵的相通性。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两组雕像体现了自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雕塑创作的一个高峰的一个变化，它是学院派风格和中国民间传统审美趣味的综合，是虚构的艺术人物与现实环境在当下的情境下的审视和判定的新标准，严格的解剖结构和民间泥塑造型手法的巧妙结合，并运用了后现代艺术的展示手段，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情怀，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作为叙事性的群体雕塑，它们的价值在新世纪中国雕塑向现代化演进、如何继承和探索雕塑艺术民族风格，与强化现实主义风格创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雕塑家李象群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作品，把人们早已消失的记忆带进革命硝烟的年代的一个场景中，作品以一种类似史诗、长卷的形态和近10个与真人尺寸相似的雕塑向人们展示了上世纪初真实的平民状态。“卑微的人们，在极度的贫穷下背井离乡，踏上了未知的或可活命的路途，流离失所。缓慢行进的队伍，疲惫而绝望的人们，没有前路，没有终点，满眼荒芜。愚昧、饥饿、麻木，落后的中国，命如草芥的人民，因为伤口被肆意地展览，已没有疼痛”。作者一改那种英雄主义的宏伟风格，采用一种细腻低沉的伤感情调来叙述那段艰苦岁月，为革命题材输入了一种现时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得该作品超越了时代和题材的局限。虽然艺术家生活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没有革命战争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但是找寻到了表现具体历史事件的共性——苦难的人民的历史题材和造型语言的民族化的新思路。他说：“对于雕塑作品来说最重要的是神似高于形似。我去过毛泽东在延安时的窑洞，走他走过的路。他在延安参加老百姓的婚礼、谈论说笑，显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所以我做《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像，就会把神坛上的毛泽东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使他离我们更近一些。”因此，他的艺术不是对个人生活经历或风土人情的简单记录，也不是对历史题材的粗略涉及便匆匆动手，而是将自己的深刻体验与感悟融入那种文化里，并与其中将自己的艺术生命翻铸出来另类诉说。在他的雕塑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生命形式和悲怆的情怀，对形式与风格的超越，个体生命意志融入到文化。

   　　与现实主义主流创作不同的是，这次参展的三组巨型浮雕“古代灿烂”、“今日辉煌”和“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艺术创新的典范之作。以田魁玉为主的创作小组采用仿沙岩和金属腐蚀为材质，精心创作完成的一组颇具当代感的“结构主义”特质的浮雕，浮雕陈列的现场围绕四周墙壁一周，高6米全长60米，其中主雕高5.5米、厚1.5米、宽15米，整体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整个宏大的作品设计和构思严格按照戏剧性或蒙太奇手法的逻辑进行重新建构与组合，并与建筑本身融为一体，整个过程分为三个大部分和若干个关键局部细节——“古代灿烂”中由表达古代科技革命，如青铜工艺、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以艺术辉煌的大型兵马俑暗含古代中国强大的政治法律，以表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陆路海路发达技术的背后经济的繁荣。而在“今日辉煌”部分则展示新中国成立各行各业繁荣进步的场景，如火车、汽车和轮船的运行、火箭发射、卫星升空灯具划时代意义的当代科技革命的光辉历程，各个部分相互连接又相互独立，其间还穿插若干个情节，形成若干个高潮。最主要的主体雕塑“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艺术家们独具匠心，将中国军民八年欲血抗战的战斗史浓缩在新中国上空飘扬的旗帜上，以纪念碑式的造型意识把国旗、党旗的符号塑造得深入人心，并具有后现代机械复制和符号学、社会学意义。全局内容以叙事性的方式展开，时间为轴、放射性扩散思维，采用绵延又时空交错、并置的戏剧性情节，连续的构图，造型处理明确，近似于连环画的民间艺术形式来符合民众的阅读方式，在大众对雕塑的全新认识过程中，有着深刻的意义，无论在创新立意还是媒材使用上，均对雕塑的当代风格确立与发扬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革命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注重实用功能和采用新型材料（包括建筑与雕塑材料）、新工艺手段形成平面、直角的视觉环境。这一组浮雕以学院风格和抽象的几何拼贴手法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创新的，而现代的反传统平面化造型已取代立体造型的非学院式创作倾向，作品汲取的西方“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征代表和反映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审美意识，在形式中凝聚着艺术家们强烈的情感和艺术追求，即艺术家解构了立体造型和古典主义规范，汲取了工业社会的科技元素和新视觉经验，而且从民间艺术的装饰性乃至其他文化形态中找寻到新造型语言和表现形式，概括性地把形体的细节和特征简化到单纯的一个个具体的物体塑造中，如同原始艺术那样表现的质朴而丰富美感，这种线条和平面化处理比西方古典艺术更有力地体现了人对自然和文明的生命体验，可以看出艺术家们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刻理解。就创作手法而言，这一组浮雕性的艺术品在现成物的挪用、感性的具象化、半抽象叙述式视觉修辞、高艺术品质而低资源的运用通过拼贴、复制场景的现场性借重等艺术手法方面得到全新表现，不仅发展了东西方现实主义及当代艺术雕塑的造型语言，凸显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衍化的异质特性。更为重要的启示是，它具有的独立艺术价值摆脱了过去政治艺术凭借美学形式来恢复人民（历史）记忆的惯性逻辑，在民族复兴之路中重建当代中国艺术核心价值观的命运转折中表现了个体与群体共铸的精神诉求，因此，它们形成了一个能够激发大众共鸣的交流和审美经验的代码引语，展现出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奋斗史和光辉史，并推进当代艺术价值观建设的历史进程。

   　　简言之，艺术价值的独立性在于一批良知的知识分子们的执着奉献精神，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批艺术家的群体出现，才成为了引领当代艺术追求民族特性和价值标准并成为主流现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不仅是道德规范、文化机制和国家意志等主流意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非常态艺术环境中创造动力的普遍和自觉的普适性的精神所指，当代艺术家们在具体艺术探索与试验中如何发挥自身潜力与优势实现审美诉求和彰显道德标准是必由之路，它不仅涉及到现实因素而深入思考，也使其成为评价与衡量艺术品质的一个高标准与新要求。在中国当代艺术步入了多元化发展的历史盛世，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和“复兴之路大型美术创作”中，这些被注入了新的内涵的现实主义力作是混合着艺术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于法学诸多价值意向的视觉人文典型案例。 世界文化的张力发生巨变的当下，回眸审视这份60年负载着沉重记忆和复杂话语的艺术遗产，不止关涉到如何“重写”和“正读”现当代艺术史，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代、现代和当代艺术经过岁月洗炼之后走向未来的反思起点，最终意味在民族复兴之路上 “中国文化身份”角色在核心价值观意义的建构中抵达本真之意的过程。因此，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和文化繁荣在艺术回归本体，以及国家制定与重视文化发展战略双管齐下，共同提倡和推进民族艺术的高扬，艺术家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